最近读了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田轩副院长的《创新的资本逻辑》，深有启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动能，不仅诞生了华为、字节跳动、阿里、大疆这样极具创新力的企业，也从结果上让经济发展惠及大众生活。

2021年11月，查理·芒格在接受CNN采访时也提到：“中国的快速增长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中国人在过去30年完成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之一。”

来源：WIND，恒大研究院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在全球制造体系中承担着「组装者」的角色，大量廉价劳动力被吸纳到流水线，成为“血汗工厂”的当事人。

2008年，一篇香港民间组织的调查报告爆出港资企业「玖龙纸业」，其东莞工人月薪仅一千多元，但员工手册却有整整15页的罚款条令，包括：衣冠不整罚款300元，精神萎靡要罚1000元，进厂走错门也要罚钱，各类罚款从三百至数万元不等，甚至还有「连坐」机制。

图：两位世界500强员工在交谈iPhone制造

尽管在暗无天日的工厂里干最累的工作，但不论是大陆员工还是代工企业，收益却并不高。以鲁泰纺织为例，一家为Burberry、Armani、Gucci等国际品牌「代工衬衫」的企业，2021上半年营收22.2亿，净利润仅1.67亿（净利润率6.72%）。同期奢侈品集团LVMH营收为286.65亿欧，净利润高达52.89亿欧（净利润率18.45%）。

比纯代工稍微高级一些的是「组装厂」，特指那些没有核心技术，仅通过组装各类供应商的零件进行售卖的产品企业，以联想为代表。在90年代，联想面对一个「供给短缺、需求井喷」的市场选择了「贸工技战略」，这也让它更快成为拥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公司。时代选择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不应该因为今天技术被人卡了脖子的，就简单归因联想三十年前的选择是错误的。

2004年12月8日，经历了长达13个月谈判，联想完成对IBM全球PC业务的收购，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柳传志面对记者说道：“IBM一直是以高投入取得高回报的方式在做市场，这就像是穿着西服在「卖油条」。卖油条有卖油条的方式，到了联想手上后，就会取得更高的效率。”

联想很快成长为世界上最会「卖油条」的PC企业。2010年，联想乘胜追击推出了首款智能手机「乐Phone」，上市45天就销售出货10万台。但最终联想高开低走，错失了整个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固守夕阳行业，研发投入过低，让第二曲线迟迟打不开，联想长期保持PC市场世界第一的同时，始终没法代表中国在国际市场建立技术影响力。2021年二、三季度，联想营收2250亿，净利润仅63.1亿（2.80%）。其中，研发费用占营收比例不足3%，还试图回归科创板上市（科创板均值超过10%），受到外界普遍质疑。

联想问题，映射出当下中国创新的急迫性，中国GDP已经突破100万亿，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点上，官方极为重视「自主创新、研发投入」，主要原因是支撑「旧模式」增长的劳动力红利不是在逐渐消失，而是开始断崖式下滑。

2020年，中国仅1200万新生儿，同比下降了18%（生育率降低至1.3，日本1.4，世界均值2.4）。快速下降是从2016年开始的，按这个速度中国新生儿数量可能在几年后下降到1000万以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干预政策，中国生育率很可能达到世界的最低水平（韩国0.9）。

在计划生育的「4-2-1」结构下，新增人口以2的次方速度衰减，这个过程很像投资新赛道，等趋势显现的时候，再想去介入很可能来不及了。唯有通过「创新」，转型并发展更溢价能力、高利润的产业，对冲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成本”，才能让中国经济更有质量的持续发展。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职业发展上都会遇到的问题。宏观经济好的时候，借助大公司和行业的势能去发展是理性行为，杠杆收益也高。你想，许家印这种级别的人，还需要自媒体告诉他「控制有息负债」、「降低财务杠杆」对企业抵抗风险很重要吗？他知道。但在房价飞涨、量化宽松的周期，地方政府、企业、民众，人人都是许家印，大家都在加杠杆，举债投资、购买房产，这是一种共同的预期与选择。

然而，宏观经济总有下行周期，外部红利的潮水退去后，「面对逆境」开始成为80、90后生活的新主题。一些企业倒了下去，千万个企业又站了起来。但国家不一样，它是不能破产的，百年磨难，几代人艰苦奋斗，只争朝夕。电影《1921》里，中共一大党代表李达在回忆当年组织救国团抵制日货时，想要把日本制造的东西成堆烧掉，当他拿起火柴划着的瞬间，却无奈地发现，连火柴也是日本造的。他说：“偌大一个国家，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可以经常点火了。截止10月底，全球2021年进行了105次航天发射。中国（40次）排在榜首、美国（39次）紧随其后，俄罗斯（17次）排在第三。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能力只能是内生的（自主创新）。我们个人的发展也是如此，内生竞争力的培养，大多数时间是没有进展的，需要独自去承受失败带来的痛苦，需要厚积薄发、自强不息，宜早不宜迟。

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始与国际市场展开了大量贸易，对外贸易总额5098亿美元，2020年已增长到了46463亿美元增长了8.11倍。

2000年-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来源：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研究中心

时至今日，中国不只有「代工厂」「组装厂」，已经有一些能够影响西方技术主导权的企业崛起，并在国际市场开展竞争。

2021年，TikTok成为全球第二个下载量达到30亿的APP（第一是Facebook），其9月全球月活跃用户数突破10亿大关，中国互联网公司首次在围墙之外实现产品领先。

大疆则成为中国唯一一家几乎形成垄断的高科技公司。在美国市场，他们的无人机占有率超过76%。第二名英特尔的市场占有率甚至不到5%。

图：截至2021年3月，美国无人机市场份额

2020年全球5G通信设备的市场份额中，华为在海外各种意识形态的打压下，仍然以31.7％保持第一，紧随其后的是爱立信（29.2%）和诺基亚（18.7%）。

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角色的转换，逐渐能对「全球舆论场」与「硬科技」有影响能力，这无疑加大了外部意识形态的对抗压力。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主任Jeremy Fleming表示：“正如我今天看到的那样，未来的风险是，我们失去塑造我们技术环境标准的控制，我们需要确保西方自由民主观扎根于我们的技术之中。”

英国原本允许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但随后跟随美国转而将华为拒之门外。

图：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主任Jeremy Fleming

回望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常常和「特色」两字联系在一起，「有特色」并不代表能违背客观规律，而是指「资源」在中国特定的权力结构与社会治理体系下运转。总的来说，中国「创新」需要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市场经济的共性问题。

“很多人喜欢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中国确实有特殊的问题，特殊的事情，特殊的约束。但倘若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不仅看中国，也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时还看历史，就会发现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和其他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并不那么特殊。

比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金融市场问题、劳动力问题、腐败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钱颖一，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

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中，早期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周期频频发生，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经济周期的发生频率大为减少。从产业结构角度研究经济周期的学者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

不可否认，中国的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在近四十年的改革中都取得突破性进展，「资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里的资本除了【金融资本】，还有上述提到的【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

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后，开始重新重视积累人力资本，为2000年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公司老板画饼的时候经常提到的：“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不是电脑、不是代码，而是在座的各位。”这个饼就是在描绘人力资本的重要性（那我就先开始吃了）。

结论是，创新的根本动力来自「成功的回报」，没有高额的回报预期，难以有创新的行动。这个非常符合直觉的基础理论支撑了很多重大的选择，比如：计划经济的改革、保护私有产权、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A股）。1978年前，中国和苏联所实施的计划经济政策，忽视了两个问题：

① 人们掌握信息的能力以及信息的多样性

在真实的世界里，每个消费者对不同商品有不同的偏好，他们愿意为此支付的价格也存在很大差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许可以决定部分标品的价格，例如：滴滴里程计费。

但是对于「消费品、艺术品、奢侈品」等存在较高品牌溢价的商品，他们的成交价格由需求市场的动态供需决定，并且大众消费者的偏好还会随着社会共识、替代市场的发展而变化。当前中国影史最高票房TOP2均被国产电影占据《长津湖》、《战狼2》，这在15年前是不敢想象的。

所以，中央管控价格、管制商品供给，严重扭曲抑制了自由交易带来的【共赢收益】。1978年后，逐渐通过几轮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990年代价格改制完成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下一个快车道。

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确定工业生产资料属于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和企业自销部分，企业有权自行定价或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开始走向市场定价的道路。

1988年8月，中国政府试图尝试激进的物价改革（简称「价格闯关」），试图短期内提高大部分商品的价格，解决价格双轨制下的一系列复杂的经济问题，包括：双轨制下物价不断上涨，出现了严重的权钱交易和“官倒现象”，民众反响强烈。

但改革还未及实施，消息便已经走漏民间引发抢购潮，在已有的通货膨胀基础上又引发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改革被迫搁浅。

时值盛夏，杭州市市民抢购毛衣毛裤；气候温和的昆明市，人们抢购通常滞销的电风扇；武汉市有位市民抢购了200公斤食盐。在疯狂的抢购风潮中，商品价格不断攀升。

人们都疯了，见东西就买，不管需要不需要，也不在意质量好坏，冰箱有冷气就要，电视机出图像就抱。

198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变‘双轨’为‘单轨’。即“双轨合一“，确立了市场导向的新的价格改革思路。

②「产权改革」驱动创新发展

产权包括了「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1979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签下一份“生死状”，开启了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序幕。包产到户试图通过改革土地的「收益权」，激发农民的创新动力。包产到户第1年，小岗村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

图：1979年，小岗村的“生死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企业的「股权激励」是反映企业家创新与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载体。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常常被认为是创新的动力源泉、资本市场则是激发创新所必要的基础设施，政府履行监管职能维护市场秩序，以保护消费者、劳动者与中小股东等“弱势方”的利益。从过去的实践总结：

中国并不缺少企业家：三十年的商业实践，中国企业家善于借势而上、敢于冒险的精神以及强大的本土化能力，在数次与外资的竞争中被反复验证。任正非、柳传志、李书福、董明珠、曹德旺、马化腾、马云、张一鸣、雷军都是代表人物。

借力全球资本市场发展：大陆近二十年的互联网创新，主要是借助海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包括：一级市场的软银、Tiger Global、红杉资本、高榕资本；二级则主要是美国与中国香港的证券市场。以阿里、腾讯、美团为代表。

监管部门适时介入：从做业务的角度看，监管意味着「成本增加」，对于新模式、新经济，中国监管部门在很长时间采用了「行业先发展、监管后收紧」的策略。既让商业创新不被扼杀于行政干预之手，同时也保障了行业集中后，劳动者（美团骑手）与消费者（隐私安全）的合法权益。

2011年，美国MIT的Gustavo Manso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Tolerance for failure is necessary for motivating innovation”，对失败的容忍是激励创新的必要条件。

他的核心理论是「创新契约」（contract）应该在短期内对失败容忍，允许试错和失败。同时，对长期的成功给予回报。这样的契约组合是最能够激励企业创新的。

科技公司利用风险投资发展业务，利用IPO募资帮助风投退出的方式，比较符合Manso教授的创新观点。

实际上，中国企业获取资本主要通过「债务融资」，债务融资以银行为核心，国有银行掌控中国经济的杠杆。但「当铺思维」确实让民营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信贷获取难度大、成本高。

对创新来说，虽然银行信贷可以缓解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压力，但「债务融资」定期还本付息的要求与企业创新回报不确定性之间存在一些冲突，当企业面临短期债务偿还的压力时，往往会减少风险较大的创新投入。

2019年，许家印阐述恒大造车理念时提到：“买买买”、“合合合”、“圈圈圈”、“大大大”、“好好好”。用收购、联合、战略合作的方式，把汽车事业做大做好。如今在1.97万亿的债务重压之下，恒大的汽车创新戛然而止，开启“卖卖卖”模式。

在「股权融资」市场，由于国内A股起初就是为国企股份制改革而生的，行政干预过多、市场成熟度低、散户占比过大，市场效率不如人意。像无人驾驶、消费互联网这类高风险、高回报的互联网企业，更多通过VIE架构依靠海外成熟的资本市场融资和发展。

一般路径是：“互联网企业早期用股权置换风险资本→依靠平台的规模效应做大业务挤出对手→利用美国与香港的股票市场IPO退出。”

IPO以后，上市公司的创新行为则受到二级市场各种要素的影响：并购业务对大企业创新的影响。2014年，加拿大两位教授Bena、Li与田轩教授的论文都不约而同地研究了并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文章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大企业创新实际是依靠对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收购来实现的。小微企业创新做得好（技术/专利/业务），大企业直接把它买过来。

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也有影响：美国80%以上的投资者都是机构投资，中国则以散户为主。相对于散户，机构投资者更加“聪明”（sophisticated），更能理解这些企业在做什么。如果他们发现这些企业在做技术创新，就不会给企业过多的短期的压力。而散户则不同，他们大多不懂行业，只要企业业绩下滑，就会直接撤资。

股票流动性过高对创新有负面影响：因为股票流动得太快，投资者忠诚度就会降低，投资者快进快出会造成企业「短期业绩压力过大」，以至于高管们不能专注于长期创新。

追踪企业的分析师越多，投资者掌握的信息越多，公司被兼并收购的风险更大。当企业被兼并收购的可能性增加时，公司管理层不得不采取防御战略，牺牲企业创新，进行常规的短期投资来提高公司业绩表现。这会对创新带来负面影响。

综上，此时此刻我们急迫地需要创新，需要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也需要资本的助力。北交所的成立，通过充分发展区域优势，推动交易所之间良性竞争，谋求更好的市场效率。它能在极短的时间设立开市，也充分体现出了中国资本市场将注册制改革推向深入的坚定与效率。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资本市场的改革本也是一种制度创新。1980年代，前有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成功经验，自然想借鉴到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上来。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底，全国80%大中型国有企业实现了承包制，但最终也未能实现使企业既负盈又负亏的目标。

究其根本，是因为「承包制」这种制度安排，把承包期内的【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收入索取权】转给承包人，这使得企业的产权界定变得更加模糊，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进一步加剧，双方相互侵权的行为更容易发生。由于企业承包有一个具体的期限，承包人往往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这就造成了承包企业缺乏长期增长的动力，甚至可能发生掏空承包企业的“老本”的行为。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企业界人士都不再认为企业承包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方式，随后转向股份制改革。

中国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可以说是我们个人职业发展的最佳参照物，试着利用自省来对抗「路径依赖」，避免「刻板照抄」他人经验去谋求发展。相信人力资本在未来的信息经济中，仍然是最至关重要的一环，试着立足与市场需要，适当借助杠杆（选对行业/赛道），不断发展内生的竞争力，就有机会保持「创新」的动能，让个人的价值持续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