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机会坐火车，李子勋都会格外留意邻座“车友”的一举一动。通过过去几年的乘车经历，他发现，能在火车上“聊大天儿”的人越来越少了。

“看书的、沏茶的、泡面的、听音乐的，当然最多的还是低头玩手机的。”李子勋说，过去还能和邻座、邻铺的人搭两句嘴，开个玩笑，冷不丁还真能遇上几个交心朋友，但如今的车厢里，却满是“时间满档”的匆匆过客。

“把自己搞成忙人样儿，不就是现在所有人的状态吗？”他有时候会这样反问自己，不过更多时候却是向社会发问：

抓紧时间是好事，但刻意排满日程真的就是现代生活哲学？

安排时间是好事，但是瞎忙真的就意味着在享受生活？

反对浪费时间是好事，但过于精算那些需要节省下来的闲散时光，真的是活得精致、过得洒脱、出落得成功的一种佐证？

最后他想通了。

“中国人的‘时间商’有限。我们直面时间时展现出的态度，暴露了这个社会隐藏至深的沉疴和隐患。”

对时间的低能管理，是中国人的一大硬伤

曾经有心理问题患者找到李子勋：“李老师，我常年出差在外，过年回家女儿都不认得我了，这可怎么办？”

这个被李子勋日后反复讲述的亲子问题案例，最终以“李老师”对求助者的批评和建议结束。“你既然把99%的时间花在工作上，那你也就没有准备选择做好父亲这个角色。在工作上你可以是工作狂，是成功者，但在生活中你不可能承担起一个正常父亲所应承担的责任。”

罗振宇在“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在李子勋看来，“罗胖”关于“做时间的朋友”的观点固然精彩，但他更愿意细化我们每天与之打交道的这个“朋友”的具体身份和细节特征。

“有时做心理分析我会遇到这样的求助对象，她说自己为了儿子的教育费尽了心思和时间：‘每天我都和儿子待在一起啊，但我俩间的关系却感觉越来越远。’我就问她：‘除去叫起床和喊吃饭，你和儿子有过交流吗？会不时和他谈话吗？’”

对方摇头，这让李子勋更加坚定了这一观点：虽然有时我们愿意和时间做朋友，但凡事并不是只花费时间就能做好的。

“你每天和儿子待在一起，你每天伏案温习功课，你每天回家照看老人，但你对时间这个朋友的诚意真的足吗？够吗？你的有效时间哪儿去了？”

“中国人肯定愿意和时间做朋友，但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向‘有效时间’这个朋友开诚布公？”李子勋说，“你可能天天都陪着孩子，但那仅限于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沟通和交流，真正能够抵达和触动孩子内心的话，你没时间说，也没那个意识去讲。所以你对有效时间的利用率是零，孩子对有效时间的反向利用率也是零，零零相乘，结果能不是零吗？！”

有效时间的低利用率不仅存在于代际沟通方面。

伴随着中国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李子勋注意到，每年春节返乡时，不少群体对有效时间有着轻视和漠然。“春节返乡回家，无数人美其名曰陪老人，但人在那里，心却飞了。

飞到哪里去了？

飞到红包里去了，飞到‘摇一摇’里去了，飞到有Wi-Fi、有网络的虚拟世界去了，这是在都市务工的白领对有效时间的低利用率；在外赚钱不易，打工者每年回村里一次，探父母、看孩子，这是在外务工后返乡回村的打工者对有效时间的低利用率。”

对有效时间的轻视，引发过诸多社会问题：

无法分配时间探望双亲，让“常回家看看”作为规章条文被写进法律；无法分配时间关注彼此内心，让“无解代沟”的亲子教育问题、“同床异梦”的夫妻关系问题层出不穷；无法分配时间照顾父母/孩子，让农村“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愈演愈烈。

“对有效时间的低能管理，是当代中国人的一大硬伤。”李子勋说。

你对待时间的方式和方向，决定了你个人发展和前进的空间。

今年1月，江苏大学电气学院研究生史国平在参加完师生聚餐后倒在宿舍，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据了解，此次聚会的五桌师生共喝掉18瓶酒，导师在席间对研究生们进行了多次劝酒。

本该徜徉在学术海洋里做学问的年轻生命，却在一次“泛社会式”的“学术应酬”过程中意外中止，这引发不少网友的追问：学生不把时间花在学术讨论上，却花在“加学分、蹭期刊和抱导师大腿”的交际上，这合理吗？

李子勋对此有话要说。

他认为东西方在对待学习、休闲和人际交往的态度上完全不同：在西方学生的观念里，学习摆在首要位置，其次才是爱好或者人际交往；中国学生则不同，他们面对的情况更棘手、更复杂。

李子勋以中国学生在升学过程中遭遇的时间困境为例，系统阐释了中国学生在时间分配方面的无能、无助和无奈。

“总体来说，中国学生的时间是由老师、家长来规范和分配的。在18岁前，我们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备战高考，这事儿压倒一切；18岁后，我们的学生才意识到解放天性的重要性，因为在大学没人管你了，所以才开始本该在幼龄时就做的种种尝试。”

而这仅仅是“学生”这一群体在遭遇时间分配时的中国式困境。

他认为：

中国人花太多时间在移动互联网的阅读上，这对深度获取有效信息没太多帮助；

中国人爱拐弯抹角说话，这对彼此合作的开展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没太多好处；

中国人处心积虑地以疏通关系、拓展人脉为借口，取代本该深耕主业、精细钻研的工作态度，这对个人职业生涯的前途没太多促进作用。

“最后你会发现，你对待时间的方式和方向，决定了你个人发展和前进的空间。”李子勋说。

中国人始终强调精英文化，却直接拒绝了缓慢、多元的生活方式。

发现中国现阶段各群体在时间分配方面的问题后，李子勋试图深度剖析这些问题的成因。

在国外，见面打招呼是常态，开会畅所欲言是常态，对生活中细致入微小情调的追寻也是常态，李子勋认为这是有效分配时间的一种方式。

“和陌生人问好让你的一天从微笑开始，开会快言快语让工作效率提高，追求生活情趣是在直接提高生活质量。”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停不下”“急匆匆”和“等不得”，则让看似合理分配的时间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新周刊》曾在2010年以“急之国”为题，对“中国人为什么失去了慢的能力”进行过追问。李子勋认为如今的中国社会非但没有解决“慢不下来”的问题，反而在快速向前奔跑的路上愈行愈远。

“国人对时间效率过分看重的心态，从改革开放起就开始出现。”李子勋说。

在他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就像放闸，闸门打开了，人心思变，大家都往前冲，时间被货币化，时间就是金钱，运用时间的效率和生命同等重要。

这当然迅速解决了当时国内积贫积弱的经济状态，但当我们把时间和精力过多投入经济发展时，文化道德层面却被抛在了身后。

“能量向来守恒。所以中国经济上去了，但始终无法腾出过多时间和空间深耕文化和道德领域。现在国人可能也想停下来喘口气，但发现已经停不下来了。

我们的GDP排世界前列，但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发展甚至不如新加坡。”李子勋说，“国进民退的一大特点在于，国家经济繁荣昌盛，民众的精神生活却原地踏步甚至退步，这也就是欧美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比不过中国的一大原因。

人家买东西讲的是情趣，是和家人一块儿逛商场的乐趣，而不是像国人一样扫码付款的快节奏生活方式。”

李子勋认为中国社会向来强调竞争，表面上是对时间的争取和最大限度的利用，实际上是对内容多元、悠闲自得的慢节奏生活的否定。

“成功学扼杀了多元化发展，效率论抬高了时间的货币属性。所以我们始终强调精英文化，却直接拒绝了缓慢、多元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的“时间商”要向德国人看齐

“中国的文化是感性文化，西方人遵循的则是理性文化。中国人用时辰计时，两小时为一个时辰，这其实是非常模糊的概念。西方人对时间的感知是非常强的。”

李子勋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模糊的时间观，让中国人的“时间商”显得比较有限。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西方人对时间观念的恪守和执着。

李子勋记得有一次前往德国开会时，中方人员与德方人员搞联谊晚会。一到十点半，德国人便纷纷退场回房休息。“西方人很少熬夜，他们对身体是非常重视的，虽然不会像钟表那么准，但至少不会晚睡。”而留下嬉闹的全是中国人。

“我认为中国人的‘时间商’是有限的，该休息的时候不去休息，该紧张的时候偏不紧张；需要提高效率快速表达一个意思时，中国人非要拐弯抹角挤出来；需要花时间深耕主业时，中国人非要琢磨那些细枝末节，”李子勋说，“中国人的‘时间商’真的要向德国人看齐。”